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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

来源:饮食保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2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说法:“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甚至断了炊。时间长了,携带的干粮吃完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我们知道很多吃野菜、烧皮带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样的道路和困苦地区。当然,因为行程遥远,情况不同,地区富庶、贫穷条件不一,队伍并不总是靠吃野菜度日的。这里,我们通过亲身参与长征的老战士的回忆,来对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做一些介绍。 虽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可还有一个吃谁、付不付费等问题。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在一个地方,地主家的东西,有时大军吃不完,余下的粮食就号召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不能独自自由行动,必须在“供给部”的统一领导下,到指定地方去领取粮食。当时在南方一些地区,部队可以领到大米、少数生猪或者猪肉,其他的需要自行解决。其间也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物资。李一氓回忆说:“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长征部队走到云南宣威时,还分到过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当时这东西是有钱人才享用的。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会吃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老红军谢扶民在长征中曾写了一篇日记《苗山一夜》,叙述了当时红军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解释,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6块大洋50公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他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 更多的时候,部队都在偏僻的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行军,时间久了,粮食就出现问题。据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后,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某连,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都被吃光了。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沿途几乎所有的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后来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的小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的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食者便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后,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中将,在参加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是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的干粮。由于当时年纪小,不知厉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就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他偷吃的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子,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副班长塞给他一个山药蛋(马铃薯),并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干粮不够,在攀爬寒冷的高山时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爬到山顶,已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一只山药蛋的支撑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在战斗打响之前,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可大家都舍不得吃,这只山药蛋最后又到了皮定均手里。他忙将这只山药蛋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子,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关于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一文中有确切记述。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才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前面的队伍将周围野菜早挖尽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快走出草地的一个星期里,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吃,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长征中就连牛皮之类获得也不容易。据一篇署名赵连成的题为《咱班的“王政委”》的文章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被吃进了肚子。 红军长征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没有猎物可杀的时候,为了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中讲到,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杀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 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在题为《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中,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熟。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 长征中有限的食品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7.5公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红军仍然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村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民们先有人回家,发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这一切让他们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纷纷赶着牛羊回了家。在村里尊长的带领下,藏民们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3年多的熟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当时红军不熟悉藏民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民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民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才知道部队没有收下他们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战士给他们一些盐,他们也收下了,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署名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载了当部队进入到四川得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后来,战士们在几间破房子的羊圈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这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为此,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大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200多公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50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吃肉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后,进入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一大群羊,大约500多只。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直接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算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营养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途行军打仗,到地方就要吃饭。因此做饭烧水之人,比较其他人更要辛苦得多。在谢方祠(后曾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文字里,就介绍了《九个炊事员》的事迹。长征的时候,谢方祠是三军团一个连队的司务长,连里有9名炊事员。因为天天行军,几乎天天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东西。可为了大家的吃喝,他们都“打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这样一来,每人挑的东西就有六七十斤。负重六七十斤,一天行军数十里上百里。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马上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淘米煮饭……紧张时,常常“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到了广西以后,走的多是山路。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困难,这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后,炊事员们经常要翻好几座山,跑到部队前面去买谷子,回来还得去皮后才能烧饭。为了方便给谷子去皮,炊事班长就花钱买了一个小石磨。这几十斤的“家伙”,配上一个破筛子,一只破簸箕,使炊事员肩上又添加了重量。进入雪山地区,上级通知战士轻装,炊事员们挑着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还带上一些增加热量的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翻越梁子大山时,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到了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冰天雪地,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们赶紧去给大家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人拉起来……这时的炊事员,又成了“卫生员”。炊事员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是,却有两个炊事员在这里倒下了! 过草地时,看到战士们走烂泥地,炊事班长向司务长建议,战士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司务长考虑到炊事员的辛苦,就没有同意。可是到了宿营地,炊事员们却很快把洗脚水烧好了。这样沉重的负担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一天早晨,一个炊事员挑着担子正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赶过去,脸上挂着泪水,拾起铜锅又挑了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极快,一会儿狂风,一会儿又是暴雨。这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把锅支起来,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驱寒。汤烧开了,先前代替牺牲者挑担子的炊事员,刚给一名战士递上姜汤,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炊事班长姓钱,是司务长谢方祠的邻居,他还是影响谢方祠参加革命的宣传者。这位炊事班长,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抢着干活。日子久了,累得皮包骨,可打土豪分得了腌鱼、腊肉,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一天到后半夜,钱班长偷偷起来为大家烧开水。因为他头天还发着高烧,谢方祠就劝他休息,可他不肯。两人就一道忙活开来。烧水过程中,谢方祠看到钱班长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这时水开了,谢方祠去揭锅盖时,钱班长用很低沉的声音要水喝,接着便扑通一下倒地不起。在谢方祠的怀里,钱班长的身体渐渐变冷。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锅灶前。第二天,铜锅由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前行。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部队到达陕北时,这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连长看见,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炊事班9名战士,全部牺牲。后来,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被珍贵地保留在了连队中。 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精神的严峻考验。仅仅通过饮食这一桩事,长征的艰辛困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红军战士不屈服,不畏惧,勇往直前,正是一种长征精神的体现。 准备做饭的红军战士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说法:“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甚至断了炊。时间长了,携带的干粮吃完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我们知道很多吃野菜、烧皮带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样的道路和困苦地区。当然,因为行程遥远,情况不同,地区富庶、贫穷条件不一,队伍并不总是靠吃野菜度日的。这里,我们通过亲身参与长征的老战士的回忆,来对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做一些介绍。 虽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可还有一个吃谁、付不付费等问题。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在一个地方,地主家的东西,有时大军吃不完,余下的粮食就号召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不能独自自由行动,必须在“供给部”的统一领导下,到指定地方去领取粮食。当时在南方一些地区,部队可以领到大米、少数生猪或者猪肉,其他的需要自行解决。其间也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物资。李一氓回忆说:“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长征部队走到云南宣威时,还分到过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当时这东西是有钱人才享用的。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会吃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老红军谢扶民在长征中曾写了一篇日记《苗山一夜》,叙述了当时红军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解释,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6块大洋50公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他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 更多的时候,部队都在偏僻的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行军,时间久了,粮食就出现问题。据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后,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某连,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都被吃光了。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沿途几乎所有的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后来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的小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的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食者便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后,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中将,在参加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是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的干粮。由于当时年纪小,不知厉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就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他偷吃的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子,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副班长塞给他一个山药蛋(马铃薯),并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干粮不够,在攀爬寒冷的高山时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爬到山顶,已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一只山药蛋的支撑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在战斗打响之前,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可大家都舍不得吃,这只山药蛋最后又到了皮定均手里。他忙将这只山药蛋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子,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关于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一文中有确切记述。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才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前面的队伍将周围野菜早挖尽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快走出草地的一个星期里,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吃,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长征中就连牛皮之类获得也不容易。据一篇署名赵连成的题为《咱班的“王政委”》的文章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被吃进了肚子。 红军长征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没有猎物可杀的时候,为了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中讲到,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杀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 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在题为《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中,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熟。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 长征中有限的食品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7.5公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红军仍然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村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民们先有人回家,发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这一切让他们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纷纷赶着牛羊回了家。在村里尊长的带领下,藏民们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3年多的熟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当时红军不熟悉藏民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民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民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才知道部队没有收下他们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战士给他们一些盐,他们也收下了,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署名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载了当部队进入到四川得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后来,战士们在几间破房子的羊圈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这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为此,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大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200多公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50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吃肉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后,进入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一大群羊,大约500多只。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直接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算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营养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途行军打仗,到地方就要吃饭。因此做饭烧水之人,比较其他人更要辛苦得多。在谢方祠(后曾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文字里,就介绍了《九个炊事员》的事迹。长征的时候,谢方祠是三军团一个连队的司务长,连里有9名炊事员。因为天天行军,几乎天天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东西。可为了大家的吃喝,他们都“打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这样一来,每人挑的东西就有六七十斤。负重六七十斤,一天行军数十里上百里。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马上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淘米煮饭……紧张时,常常“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到了广西以后,走的多是山路。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困难,这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后,炊事员们经常要翻好几座山,跑到部队前面去买谷子,回来还得去皮后才能烧饭。为了方便给谷子去皮,炊事班长就花钱买了一个小石磨。这几十斤的“家伙”,配上一个破筛子,一只破簸箕,使炊事员肩上又添加了重量。进入雪山地区,上级通知战士轻装,炊事员们挑着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还带上一些增加热量的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翻越梁子大山时,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到了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冰天雪地,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们赶紧去给大家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人拉起来……这时的炊事员,又成了“卫生员”。炊事员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是,却有两个炊事员在这里倒下了! 过草地时,看到战士们走烂泥地,炊事班长向司务长建议,战士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司务长考虑到炊事员的辛苦,就没有同意。可是到了宿营地,炊事员们却很快把洗脚水烧好了。这样沉重的负担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一天早晨,一个炊事员挑着担子正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赶过去,脸上挂着泪水,拾起铜锅又挑了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极快,一会儿狂风,一会儿又是暴雨。这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把锅支起来,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驱寒。汤烧开了,先前代替牺牲者挑担子的炊事员,刚给一名战士递上姜汤,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炊事班长姓钱,是司务长谢方祠的邻居,他还是影响谢方祠参加革命的宣传者。这位炊事班长,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抢着干活。日子久了,累得皮包骨,可打土豪分得了腌鱼、腊肉,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一天到后半夜,钱班长偷偷起来为大家烧开水。因为他头天还发着高烧,谢方祠就劝他休息,可他不肯。两人就一道忙活开来。烧水过程中,谢方祠看到钱班长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这时水开了,谢方祠去揭锅盖时,钱班长用很低沉的声音要水喝,接着便扑通一下倒地不起。在谢方祠的怀里,钱班长的身体渐渐变冷。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锅灶前。第二天,铜锅由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前行。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部队到达陕北时,这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连长看见,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炊事班9名战士,全部牺牲。后来,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被珍贵地保留在了连队中。 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精神的严峻考验。仅仅通过饮食这一桩事,长征的艰辛困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红军战士不屈服,不畏惧,勇往直前,正是一种长征精神的体现。 准备做饭的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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