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作为本土宗教，蔬食是道教信徒修炼的重要途径。为修成正果，修道者在服食丹药、辟谷外，亦多辅之以蔬食的饮食方式。汉代李清“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24，其目的就是修道成仙。

贫困的生活状况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选择蔬食。“疏食犹不足，今一啖肉，后何以继？”25揭示了食物的紧缺状态。“窦章居贫蔬食”26“纻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27基于此，人们将蔬食作为贫困的象征，“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28食“蔬食”的贫寒与食“腥膻”的富贵形成对比。

养生与疗疾也是选择蔬食的原因。“自煮溪蔬养幻身”29“没齿甘蔬食”30是出于养生的目的。寒山“蔬食养微躯”31与白居易“早衰饶病多蔬食”32则是因为患病而必须清淡饮食。

贫困、养生、疗疾等现实因素是唐人蔬食观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传统蔬食意涵以及本土道教蔬食思想的继承则是唐人蔬食观形成的佐助之力。

（二）佛教信仰的力量

在佛教的影响下蔬食进一步发展。梁武帝《断酒肉文》仅规定僧尼不得食肉，而唐代食素已经成为佛教徒的普遍行为。33另外，南朝开始出现蔬食祭祀，在唐代，上林署的职责之一便是种植果蔬用以祭祀。34《太平广记》载祭拜佛塔时“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35

报应论称杀食生灵为罪，蔬食自是其必然选择。毋乾昭杀鹿与僧人法惠同食，遭到报应呕血而死。36又元和年间有嵩山客五六人遇一大蛇捕而食之，后遭到大蛇的报复而死。37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杀食一物“其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而蔬食转化为人们常态化的生活模式则与唐代的政令实施密切相关。

（三）政策引导的结果

在举行佛事活动、国祭、处决犯人、帝王生日之际，皇帝会下诏蔬食，而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政令的引导无疑是唐代“蔬食”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关于佛教活动的日子中食蔬食“大斋日，尚食进蔬食”38是出于对佛教的尊重。国祭之日“宜令外厨断牲鳞。唯进蔬菜”39表达对先祖的追思，体现君王孝心。此外“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40是在处决犯人的日子里蔬食，借此树立帝王的仁德形象。文宗曾下诏“庆成节朕之生辰……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41这是出于避免宴会过于铺张浪费的目的。

断屠之日明文规定不得食肉。“若断屠及决囚日，停肉。”42唐朝政府多次颁发关于禁止屠杀的政令，限制了荤腥类食物的食用。“五月是斋，旧有常式。六月缘忌，特令断屠。宜令所事进蔬食”43据粗略计算，唐代“每年约有超过一百二十天的日子持素与禁杀”44，民众无法食肉的日子如此之多，蔬食则成为其必然选择。

三、结语

“人类的饮食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明基准与文化风貌的综合反映。”45唐人蔬食观是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交织渗透作用的结果。因佛教的传入与传播，蔬食的佛教色彩渐浓，蔬食与素食的含义趋于混同。

南朝是蔬食观念发展的关键期，梁武帝《断酒肉文》令的实施，在佛教僧侣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时，蔬食作为祭祀的新兴方式，革新了传统“三牲”的祭祀形式。46从南朝至唐代，在政令方面，从梁武帝时期针对僧侣群体的“断酒肉”发展至全民的断屠令，蔬食的群体范围逐渐扩大，民众的饮食习惯也历经了一个从强制执行到行为自觉的过程。

到宋代，蔬食观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一是宋人更加注重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健康。二是宋代文官政治发展带来政治依附性的加强，但独立人格的追求反而愈发明显，文人大量借用蔬食表达自己对远离政治、修身养性的渴望。47

总而言之，唐代蔬食观念是唐代政治、礼制的一个侧面，且在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中蔬食思想得以广泛的传播。唐代蔬食背后折射出了丧葬与祭祀的礼制，以及安贫乐道、廉洁奉公、坚贞不渝的道德品性。唐人蔬食观的形成是本土传统蔬食观念的历史性原因、贫困与疾病的现实性原因、外来佛教不杀生与轮回报应思想的宗教性原因、唐代政府蔬食及禁止屠杀的政令的政治性原因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本土因素是唐人蔬食观生长的土壤，而外来佛教的传播在本土道教的基础上注入了另一层宗教信仰内涵，唐代禁屠政令则是使蔬食转化为民众自觉的生活方式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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