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兼与其他多种经济（渔猎、自由贸易、狩猎、采集）并存的经济形态。

农业经济是王国的主要经济形态。三星堆遗址城市面积为2.6平方公里，根据相关数据推断：三星堆城市人口有8万余人［12］，如此庞大的群落，一天的物质消耗达数十万斤之多。农业是定居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此众多的古蜀人定居在三星堆，没有农业经济作支撑，无以维持三星堆都邑的日常消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猪［13］，体态肥美，与野猪的形态相距甚远，至少有上千年的驯化历史。猪是杂食动物，家猪是农业文明最经典的驯化动物。这件器物说明古蜀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体态肥美，说明猪的食物充足，与此相对应的农业经济必定繁荣。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青铜鹰头杜鹃、青铜家鸡等等，这些都是农业时代的标志，进一步反映了古蜀国农业经济的繁荣昌盛。三星堆文明时期王国经济不仅以农业经济为主，还以农业经济衍生出其他文明与行业：三星堆都邑规模巨大，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铜器、玉器、陶器等，表明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专门的手工行业。

渔猎经济在古蜀王国的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一号坑出土的金杖［14］，有鱼的图案；三星堆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鸟头把，有的鸟头把是鱼鹰的形象，鱼鹰是渔猎生产不可缺少的帮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扇贝形挂饰48件［15］，鱼形铜箔饰挂件9件，鱼形铜箔饰59件［16］，鱼鳞纹箔饰2件［17］，鱼形金箔饰19件［18］等等，这些文物表明渔猎经济的繁盛。

三星堆文明时期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产于印度洋的海贝［19］，有近似海星、扇贝等海鲜形态的文物等等，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国内以及古蜀国与域外国家都有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物质贸易，表明古蜀国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与自由贸易经济相辅相成，没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没有三星堆文明。

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是对王国经济的有益补充。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弹丸以及数件玉石矛［20］，这些刺杀动物、掷击或弹射野兽的工具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狩猎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依然存在。

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文化。烹饪文化、雕刻文化、巫文化、农业文化、青铜铸造文化、陶器文化等门类文化象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同奏响了三星堆古蜀国的文化交响乐。各门类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其中巫文化与烹饪饮食保健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巫医同源、食医同源在学界早有定论。巫文化越发达，与之相对应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就越发达。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埋藏了大量的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礼器、仪仗、祭品［21］，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古蜀国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国度，从侧面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

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的科学技术。巫术在人类特定的发展历史时期具有双重性：宗教色彩和科学技术。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巨型边璋K1：81、97［22］光洁的一面，两端饰有阴刻为8.8-9.3厘米宽的非常规整并与两边垂直的几何纹样带。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璧K2②:146-2［23］，其“肉（孔外的宽）两面有数组园心园阴纹线，线纹之间，又有同心园浅凹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瑗、玉环等器物上都有“同心园凹弦纹”。在边璋、玉璧、玉瑗、玉环上的这些细如蚕丝的几何纹饰和园周线，几千年前的古蜀国没有直尺、园规、三角器等辅助工具，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在器物上如何定位？线条是用什么方法等分？园周线是怎么画出来的？纵使在当今社会有这些辅助工具，用手工在坚硬无比的玉石上刻画出如此规整精美清晰如发丝般细小的阴线谈何容易！巨型边璋上几何纹样以及玉瑗、玉环、玉璧上的园周线，证明古蜀国人有丰富的数学几何知识。铜矿、金矿的选择、青铜、黄金的冶炼以及青铜、黄金的铸造，科技含量极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九百多件青铜器、65件金器等等，表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上的小立人以及持璋跪人像［24］，人物形象不仅大小、姿态不一，而且他们手持的物品也不尽一样，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巫系阶层已经有了明确细致的分工，青铜大立人是古蜀国最高统治者，即群巫之长，下面的巫师分别撑管着古蜀国的农业科技、烹饪保健、冶炼铸造、宗庙祭祀、对外交流、陶器制作等具体的生产活动。我国周朝已有“食医”，专为帝王调配饮食，地位在诸医之首［25］。根据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在蜀国的宫殿里配上负责饮食保健的巫师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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